值此敏感时分，春闱似乎成了博弈点。若真如此，王棣便是博弈的关键点。

    王棣也想到了此节，但他相信这大宋朝堂衮衮诸公以士大夫自居，是有可为不可为的，直到他看到最后一场的策问题，方醒悟自己太单纯了。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祖宗不足法乎？”

    这便是今科的策问题。

    刘安世这只殿前虎，亮剑了。

    这题是啥意思呢？

    所谓申商，指的是战国时期辅助韩昭侯改革的申不害和为秦国变法图强的商君公孙鞅。这二位都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刑名之法的忠实执行者。法家讲究严苛的刑罚治国。要紧执行者心狠手辣，不惜歹毒残忍的手段。诸葛亮没有他们二位心狠却想立刑名来治国，所以蜀国最终灭亡。王安石改革制定了十分严厉的规定，但是为了不背负恶名不承认自己用的是法家学术。虽然如此，但是王安石不用其名却用其实。

    批判王安石倒也罢了，现今朝堂之上不正是以此为切入口而刷存在感么，关键在于后面一问，这才是矛头所指。

    当年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说令天下哗然，孔圣人曾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尊孔重儒的大宋，“子曰”在宋时甚至超越了皇权而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三不足”之说是在公然与孔圣人大唱反调，可为天下敌。

    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这还了得？于是乎，朝野群起而攻之，攻讦弹劾，唾液横飞，王安石成了千夫所指。拗相公认为，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这是对当时有人用各种所谓“天生异象”的奇谈怪论来攻击新法的回应，；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若不适应当前的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就要修改甚至废除，不能盲目继承效法；对流言蜚语亦无需顾虑。

    针对守旧派提出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他指出：祖宗之法应当效法，但效法不等于硬搬；制定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天下安宁，民富国强，为达到此目的，历代王朝都要根据当时的国势民情确立制度，而对前代法律有所更改。

    他抛出这三不足的观点原也是为了扫除积弊、振兴国家，但隐藏其后的是要对官僚土豪下手，得罪的是社会上层，当然会遭至强力反弹。

    旧党攻击的重点便是，祖宗之法都不要了，必将导致社会动荡、国不安宁，王安石为一己之私陷大宋于万劫不复之地，其心当诛。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新法虽被强行推广实施，但只短短数年便告夭折，这得归功于旧党寸步不让、舍生忘死的抗争。

    如今旧党执政，新政几乎尽废，朝中亦几无新党人士，刘安世却抛出这么一道策问题来，是要惹事、挑起是非么？

    当然不是，他此举既是试探也是防微杜渐甚至是防患于未然。可以断定的是，但凡有贡生为王安石鸣不平甚或支持“祖宗不足法”，那必会被罢黜。

    至于试探与防微杜渐，王棣从近期朝堂之上的暗流涌动也窥得些蛛丝马迹。

    元祐朝的新旧党争以新党崩溃告终，旧党虽然分崩离析闹起了三国演义，但打压新党是共识。鼎定大局的既是司马光、范纯仁、吕大防这般旧党大佬，也包括从旧党分裂出来的朔党中的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和洛党中的程颐、朱光庭、贾易以及蜀党的苏轼、苏辙、吕陶黄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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