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所以他也自带小才气，说起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有时还比较轴。但跟我俩还是好朋友。

    于是，我们三个小臭皮匠，唾沫横飞，手舞足蹈地谋划未来，仿佛已经穿上了军装，冲上了战场，越说越兴奋，不知不觉，灯火已阑珊。

    那是我第一次回家晚了，误了吃饭，还挨了顿批，但心里仍高兴，因为少年心中已经有了神圣的成长规划。

    八

    电视机是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开始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最初都是黑白的。9寸，12寸，14寸，记得有个小学同学家里用个深蓝色膜挡在电视屏幕前，就算充当有颜色的了，但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八零年代后，开始有彩色的了，基本都是进口的，日本品牌占主流。松下，日立，东芝，夏普……

    我家第一台电视是彩色的，1983年买的，没有经历黑白阶段，用我爸的话叫做：一步到位。是福建跟日立合资的“福日”牌，16寸的，宝贝一样占据了爸妈的卧室兼客厅的C位，妈妈很用心的缝制一块紫红色平绒盖头给“福日”盖上，平绒上面还绣了只大熊猫，代表着“福日”在家里的地位。

    从此，我不用再跑到邻居家去蹭电视看了，而且大年三十的春节联欢晚会可以很随意地吃着瓜子，瘫躺在沙发上看，舒服！感觉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还没有“葛优瘫”这么意达准确的词。

    电视逐渐进入家庭，电影就没人看了，本来也没几部好看的片子，大多还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搞活动，五分钱一张学生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间隙也有一两部轰动一时的电影上映，如《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掀起了功夫电影热，但高质量的电影跟不上老百姓需求，所以无数的香港录像带就进入了百姓生活，伴随而来，录像厅也不知何时开始遍布街头了。

    跟美东就经常去虹桥路，1路车终点站西边的一家录像厅看录像，是由缝纫机针厂会议室改造承包的。一张三抽桌上面摆着两张椅子，椅子上面端坐一台电视机，旁边还有个跟班——录像机。

    电视机对面是一排排的大长椅，那时代，会议室都是那种椅子。满地的瓜子皮、烟头、冰棍棍。空气污浊，呼吸困难。但这都不是事，不耽误少年们一群群地往里钻。

    大多数录像都是武打题材的，香港片子，听着都是一个人配音的，记得一般是一张票一毛五到两毛钱，看两个录像片。还有连续剧，看完了一场还惦记下一场的，最吸引我们的记得是《再向虎山行》。

    现在回想起来那么粗制滥造的片子，那么脏乱的环境怎么坐得住的，但那会儿对少年们的吸引力却是空前的。

    渐渐的，片子里的街头暴力，帮派义气侵入了少年们的脑子里。很向往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活。看到片子里动辄出现的搓土为香，对天盟誓，喝酒吃肉，一人挨打，众人群起，兄弟们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画面很是有感觉。

    一个周日下午，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烟墩山海边玩，那会儿，逗浪亭下边往烟墩山宾馆那个方向的海滩，礁石密布，有很多小螃蟹，我们就经常去捉螃蟹玩，那是个初夏，碧海蓝天，海风习习，玩得很开心。忘记了是谁提议的，我们不如今天结拜为兄弟吧。

    于是，一呼众应。没有香案，真就撮沙为香，那时我还不会抽烟，有个同学刘强已经开始抽“民丰”了，把抽着了的香烟插在沙里，美东看了看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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