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每年当地政府组成的会议，在会议上你能直面那些官员，质疑他们，并且就一些你不满的问题让他们做出明确的解释出来。



    纳税额达到百分之三十，你就有查政府项目的权利，你还可以要求召开纳税人代表大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议案，对某个官员的做出提出质疑。虽然你的不信任和质疑可能不会被政府采纳，但是只要你提出来，那个官员就必须到上级政府做出解释。



    这一点上那些民主人士并不满意，陈天华曾经和杨小林说过，希望不信任提案能作为政府衡量一个官员业绩的标准，也就是说，只要当地的纳税人提出不信任，就将影响官员的升迁。



    杨小林没有听陈天华的。陈天华说的很有道理，也许这个衡量办法是最简单的，但是杨小林担心这样的话就跟以后要求零上访率是一样的弱智了。官员们会想尽办法阻止那些人提不信任案，相信他们，他们有的是手段。



    至于用什么来衡量一个官员的水平，决定他是该升迁还是辞职，现在杨司令真没有想到。所以说他的政府还是不完善的。



    最后，目前中国的纳税最高额度在百分之四十，全国只有少数的几十个企业家能达到这个标准，这些人的权利就更大了。北京每年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他们来北京商讨国家下一步的发展战略。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纳税额有资格达到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你又有好的计划的话，你可以左右国家政策的走向。



    杨小林的这个做法就是日后我们人民代表大会的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一样的仅仅就在于人民代表是靠人民选出来的，而杨小林这个代表不用选，硬性规定，看你的纳税额。



    唯一的特殊情况是对那些外国来的商人制定的。



    中国的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势头强劲引起了很多外国商人的兴趣，他们中很多人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包括飞利浦也在中国开设分厂。其中相当一部分有钱人给自己办了中国国籍，让自己可以享受中国对本地企业的扶植和照顾政策。



    对于这些人杨小林说的清楚，必须纳税十年以上，才能有代表中国纳税人的资格。



    中国的制度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梯形，能享受民主的仅仅就是那些纳税超过一定份额的有钱人。至于普通的老百姓，生活改善了一点之后其实社会地位根本没有丝毫的变化，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看上去还是遥遥无期的。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同志的脚步就要比杨小林同志坚决多了。



    同志们占领了圣彼得堡之后，革命热情非常高涨！但是革命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外尼古拉二世两百多万部队要反攻回来，克伦斯基也在白俄罗斯开始招兵买马。而对内，热情是不能当饭吃的，没有面包的日子还能将就，可没有伏特加就让人无法忍受了，同志们的斗争面临着内忧外患。



    在这样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并没有退缩，他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冲了上去！在国内，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人和农民阶级是无产政权的领导者，他提出国家的一切都应该属于工人和农民，对于国内的其他力量，托洛茨基选择了毫不留情的打击！



    无数个知识分子被划定为投降派，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企业家就算交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也被打成了剥削者，甚至是稍微富有一点的自由农民也被定为地主。托洛茨基在圣彼得堡发出指示，说在现在这个形势下，俄国所有的劳动者应该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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