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切都要符合古义,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同时对边疆异族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



    王莽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羌人与内地民众的不满。



    王莽又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



    王莽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讨伐匈奴和其他异族,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又使得中原缺乏足够兵力去平定内乱。



    王莽兴师动众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因为王莽诸项改革都很不当,触犯了上至世家豪强下至寒庶百姓的利益,当时的农民大起义,实际上是全民大起义,墙倒众人推,新朝只建立了十五年,就结束了。



    平心而论,王莽这些改革,出发点大多都是好的,若是稍加修改,都可以是善政。



    王莽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就是强行的抑制土地兼并,跟后世的某主义何其相似,若缓行慎行,也算是良策。



    王莽提出了“五均官”主管评定物价、调节市场、办理赊贷、征收税款等事宜,实行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等专卖制度,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跟后世的国有经济何其相似;若是王莽先整顿吏治,遏制官员贪腐,然后行国家垄断,就能扶持起强大的国家资本来对抗地方世家豪强,然后缓缓剪除地方世家豪强,新朝便可安然无恙,可惜了。



    王莽规定,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这种平抑物价的政策乃是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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