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使者而已。但兵荒马乱的乱世中，只要有足够的实力，随便画个红圆圈，也能当作公章。在皇帝坐稳龙椅之后，有几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对皇上说：“您的天命神话好像有疑点，我想请皇家科研部门鉴定一下？”皇帝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编造证明文件不需要多么慎重，因为没人敢质疑。



    但这其实是很矛盾的，按照常理，皇帝的出生应该具有独占的意味。如果大家都是神仙的亲戚，皇帝怎么能脱颖而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天命神话已经完成了对皇帝合法性证明的历史使命，编造天命神话仅仅是惯性运动而已。也许老子说得好，“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既然示人了，显然就不是什么利器了。刘邦付出老爹的代价，得到了“君权神授”的待遇，也就是龙种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这对后世颇有榜样的作用。也证明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刘邦搞造神运动，许多年后，别人劝进王莽篡汉，口说无凭，索性编造文字，说是汉高祖刘邦命令王莽做真皇帝。可谓天道好还。



    随着东汉的灭亡，谶纬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虽然老百姓造反时还经常用谶纬当作革命纲领，但至少做皇帝的不再好意思把这东东拿出来炫耀君权神授、天命所归了。谶纬在两汉之后就迅速衰落，这当然也有其原因。谶纬和天命神话一样，都是为了证明皇帝的合法性，解决皇帝是否龙种的问题，但它们实在是太粗糙，随着人们精神生活日益精细丰富，这些东西必然要被抛弃。尤其像东汉晚期的名士们，张口就是“玄”、“无”、“有”这些精致的淮扬细点，要让他们去谈什么冬储大白菜似的谶纬，那真比杀了他们还难过。这样，必然有一些有理想的方士念念不忘远古时代的荣光，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再为帝王师，重铸帝王魂。



    所以我明白了！太平道本身虽然是丹道的武装起义，实际上是汉儒色彩浓厚的，于吉、襄楷、张角，皆是儒士出身，这意味着公羊派的天意论与由此衍生的图谶学，成为太平道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公羊派董仲舒的天人交感理论，绝没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太平道。在太平道等早期不脱汉儒色彩的道派中，有一个公羊家色彩浓厚的理想治政模型，即在天子之外，朝廷中还有一位充任天子之师的贤者，以引导天子行于天之正道之上，在贤者与天子之间，所践行的非是君臣玄学，而是天道与人道玄学。



    天命神话的变迁告诉我们几个道理。首先，做皇帝这件事是属于赢家通吃的，天命神话最多也就属于锦上添花。真正决定合法性的还是实力。即便是儒家宗旨，也是在承认皇帝合法性的前提下，对皇帝提点“民贵君轻”的建议。在这一治政模型中，由董仲舒所开创的“天—天子”这个天人感应公式被修正成了“天—贤者—天子”，这个修正说明，董仲舒为首的公羊派借天命而限制皇权的构想完全破产，一部分儒生开始寄望于收回董仲舒等赋予皇权的承接天命的法统资格，而试图建立一个由儒士承接天命而限制皇权的新政体。可惜，如果说当初刘邦虽然对关于自己的那些“神话”很受用，但真正让他感受到皇权的威力的，还是儒门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后，一帮无赖毕恭毕敬地对他朝拜的景象。而另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事实是，经过汉武帝等帝王的文治武功，中枢集权制度的确立，皇权这头巨龙已经完全地成长起来，再给它套上笼头已经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哪怕是关于皇帝君权神授的故事越来越粗糙，但避皇帝名讳的范围却越来越大、条目越来越精细，而文字狱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在皇帝的眼里，只要对语言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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