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害人被烫死，我们认为她的家人会有什么感觉？”



    班克斯摇摇头。“什么东西。”



    “我真想掐死那个杂种。”鲍林说。



    莱姆回想起来，三年半前，在那起杀警案调查期间，鲍林曾打碎过一位新闻记者的摄像机，当时那个记者质疑说，鲍林之所以在调查过程中采取过激手段，是因为嫌疑犯丹尼·谢菲尔德曾经是警察队伍中的一员。



    鲍林和塞林托退到莱姆房间的一个角落，塞林托向他汇报了目前的情况。莱姆发现，当鲍林这次走下楼梯时，脚步比以前沉重了许多。



    “有了，”库柏宣布说，“找到一根头发，在她的衣兜里面。”



    “整根的头发吗？”莱姆问。他并没有抱太大期望，也不意外地听到库柏叹口气道：“很遗憾，没有毛囊。”



    不连着毛囊，头发只能算作普通证物，不能成为个性化证物，因为无法通过dna测试将它和某个特定的怀疑对象联接起来。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很高的鉴定价值。几年前，著名的加拿大骑警队经研究后得出一项结论，如果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头发与嫌疑人的头发相吻合，则嫌疑人可能在现场出现的几率为4500：1。但问题在于，单凭一根头发你很难推断出嫌疑人的身份。判断性别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种也不大有把握；除非是婴儿头发，否则无法估算出年龄；至于头发的颜色更是靠不住，因为现代人染发美容的现象太普遍了；甚至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掉好几十根头发，你连嫌疑犯是不是秃顶都说不出来。



    “把它和受害人的头发比对，比较鳞片数量和骨髓色素。”莱姆指示说。



    过了一会儿，库柏从显微镜上抬起头说：“这不是她的，不是那个叫科尔法克斯的女人的头发。”



    “描述一下它的外观。”莱姆说。



    “浅棕色。没有卷曲，所以我敢说他不是黑人；从色素颜色判断，应该也不是黄种人。”



    “这么说就是白种人了。”莱姆朝墙上的证物表点点头，“这就印证了目击者所说。是头发还是体毛？”



    “直径变化不大，色素分布均匀，这是头发。”



    “长度呢？”



    “三公分。”



    托马斯问是不是要他在证物表上加上嫌疑犯是棕色头发这一条。



    莱姆说不用。“我们等到有更多确证的资料再说。先写上他戴滑雪头套，海军蓝的。指甲缝里残屑的情况呢，梅尔？”



    库柏检查了一遍，没什么有用的发现。



    “阿米莉亚，让我们来看看你发现的掌印，在墙上的那个。你能拿过来给我看一下吗？”



    萨克斯犹豫了一下，才把拍立得相片递过去。



    “真够大的。”莱姆说。这个掌印又大又畸形，简直可以称得上怪异，既没有美妙的涡纹，也看不到手掌边缘的分歧线，只有一些由细小的线条组成的斑斑点点的图案。



    “一张很棒的照片，阿米莉亚，你简直就是个摄影大师。但可惜这不是手掌印，上面没有掌纹。这是手套，皮的，而且很旧了。对吧，梅尔？”



    那个技师点点头。



    “托马斯，把这一点记下来：他有一双旧的皮手套。”莱姆又对其他人说，“我们开始对他有一些了解了。他没有在现场留下指纹，但还是留下了这个手套印。如果我们在他的住处找到这副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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