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诸国富强，礼义信让，文字之美；又谓该国足称二霸，高掌远蹠，鹰扬虎视，犹复持重而发，不似中国虚骄自张。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情形绝异，逼处凭陵，智力兼胜，并不得以和论等语。我国与各国和议之成也，内外臣工痛念庚申之变，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今郭嵩焘敢为此语，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我大清无此臣子也！”

    “窃思古人使于四方，原在不辱君命。今郭嵩焘自知清议难容，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以自文其短，而挟以震骇朝廷，为将来见功地步。此等居心，已不可问。乃复著为书篇，摇惑天下人心。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

    何金寿上的折子也很策略，他没有提刘锡鸿被杀一事，而是对郭嵩焘《使西纪程》一书开始了口诛笔伐。

    《使西纪程》是郭嵩焘到达伦敦后，根据总理衙门“请饬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的要求，将其由上海至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后，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 “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

    《使西纪程》出版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谩骂之声遍及京城内外。有人说他“已中洋毒”，有人指责他以“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刻者又何心也！”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更是“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加上景廉率先参劾郭嵩焘，在此种舆论氛围下，何金寿不失时机的对郭嵩焘发起了攻击。

    从参折内容来看，何金寿所列郭嵩焘的罪状主要有五：首先，指责郭嵩焘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为最为荒谬的是，郭大臣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第三，郭嵩焘的种种言行“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居心叵测，“我大清无此臣子也”。 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必须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在何金寿看来，他根本不相信西方会比天朝上国富裕强盛、政教修明、智力兼胜，如此夸饰西方的郭嵩焘已不是大清国臣子！何金寿果然不愧为翰林，用词之毒与出手之狠，都非常人能及。

    何金寿之参，是射向郭嵩焘的又一枝毒箭。刚到公使之任不久的郭嵩焘，怀着满腔热情，将其沿途所见所议所感的平实客观纪述，详尽汇报给朝廷，以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却没想到被何金寿如此参劾，而如此恶毒攻击之下，所打击的不仅仅是郭嵩焘本人，更是对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先进士大夫的一次无情蹂躏，于西学东渐而言无异于遭到了一次十分严重的“病毒”攻击，也影响到清政府“自强”的努力。

    对于何金寿的猖狂进攻，洋务派感受到了威胁，也开始了反击。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表示了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较洪陶士《使西日记》更胜一筹，可谓一拓眼界也”。在给总理衙门的公函中，李鸿章直言说：“西洋政教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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