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而左宗棠为了强调新疆的重要性，不惜拿京师为题目，恫吓起朝廷来：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非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左宗棠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神论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大学士文祥这样的重臣，都不免为左宗棠的神论所影响。

    如果说为了保京师而重视新疆的话，那么离京师更近的大海，是不是也更应该受到重视呢？

    左宗棠——一个曾经是海防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事实上却成了海防建设的最大反对者、阻碍者！

    “此次海防筹议，他左季高若是不上折子反对，反倒是奇怪了。”李鸿章苦笑了一声，说道。

    “其实，收复新疆，在他左季高来讲，并非极为难之事。”薛福成道，“可他却偏偏说得有如天塌下来一般，殊不可解。”

    “新疆回逆，不过匪类而已，远不似昔年张格尔叛乱之势大难制，陆路虽遥远，大军出征，不数月即可平定。他左季高又要粮饷，又借洋债，要行‘缓进急战’之方略，如此旷日持久，需得多少银钱，方能填了这无底之洞？”李鸿章叹道，“如此一来，海防需银便无从着落，真是愁煞人也！”

    “大人，除了左季高，那起子台谏，也不得不防。”薛福成提醒李鸿章道。

    “昨儿个，不是见了邸抄了么？”李鸿章哼了一声，说道。

    正如薛福成所言，另一股逆流经过多日的酝酿和等待，已经耐不住性子的涌流而来。

    如果说“海防论”和“塞防论”只是夹带“湘”与“淮”、左与李两派历史恩怨的、不同的国防观点之争，那么，新荡起来的这股子逆流，则完全是以“清议”自居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对“自强”运动的挑战。

    首先跳出来的是礼亲王世铎。

    这位礼亲王，是个为人贪鄙、昏庸、顽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间授内阁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关于他的昏聩，时人陈赣一有过这样的记载：

    清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自欧洲游历归国者。世铎见面，问之曰：“洋鬼子国亦下雪否？”诸子侄皆掩口胡卢，对曰：“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世铎默然。

    一个连外国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爷，在中国政坛却能做到游刃有余，充满政治智慧。世铎向慈禧太后递的这道折子，便足以显示其“滑头”的水平。在折子中，世铎先是试探慈禧太后的口风，虚言了几句“洋枪炮、水炮台、水雷还是要买的”，然后，话音一转，提出问题：“那铁甲船是很大很重的吧？买了它停在哪里呢？再说每艘铁甲船要花几百万银子，也太贵了。要不还是别急，就让林义哲、李鸿章、沈葆桢先去考察考察，回来研究研究再说吧。”

    礼亲王的折子是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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