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了，借辽东反贼的兵马去剿灭四处流窜的农民军。

    历史上的崇祯十七年五月底，得到吴三桂与清兵击败闯贼，收复京师的消息后，南京的弘光朝君臣反应是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大学士马士英还第一个上疏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史可法也在六月初上疏：“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夺鼎1617-猛将如云18:31:29

    左都御史刘宗周也在六月初上疏说：“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对吴三桂的“借兵”，引狼入室，弘光朝大臣人人称快，几乎所有的决策大臣都沉浸在“借虏平寇”的幻想中，只有一些中下级官员反对，但无任何作用。

    马士英上疏的第二天，弘光朝还决定策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晋封辽东巡抚黎玉田为兵部尚书，皆给诰券、禄米，并由大学士王铎亲自起草加封赏赍吴三桂、黎玉田二人敕谕。

    不但如此，因担心吴三桂等人蓐食未饱，还下令从海上运漕米十万石、银五万两接济犒劳，随行还运去坐蟒、纻丝等赏赐，以示宠异。（难道他们不知道此时的平西伯已经是大清的平西王了吗？还派人给他送去粮饷绸缎作为赏赐。这不禁让不厚道的作者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40年代，校长停发了在华北敌后战场各种“游而不击”、“三分抗日、七分发展”的八路军军饷，逼得王胡子在南泥湾去开荒，同时又给无数公知精英们制造了一个话柄，在南泥湾种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说校长这个时候是因为军费紧张的话，却也未免小觑了校长。停发了八路军几万人的军饷并不是校长兜里没钱。他老人家可是一直都给华北和华中、华东的百万伪军发着军饷呢！区区几万八路军的军费，毛毛雨啦！果然是中华文明的传承在台湾啊！南明朝廷给已经成了大清平西王的吴三桂发粮饷，重庆政府给为建立*****圈的****将领们发军饷。如此惊人的相似啊！）

    这就是为什么弘光朝廷一味裹足不前，株守江南。就是都想着“借虏平寇”、“联虏平寇”，担心北上收复山东、畿南等地会刺激清军，授以南下口实。（是不是很像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之后的作为？出兵与日军合作，剿灭***、方振武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一系列条约。当汉奸者有功，侈言抗日者杀无赦。连出版物里都不敢写明日本帝国主义，而是用某某帝国主义来代替。）所以他们才步步坐视山东、河南等地沦陷，甚至将之视为“胡土”，就是怕出兵北上触怒满清。

    这点上，一贯正确的东林党和阉党没有什么区别，史可法与马士英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借虏平寇”、“联虏平寇”方针的最坚决支持者。区别在于，史可法因为有个三朝元老的好弟弟，最后成为忠义千秋的人物。刘宗周也是因为有一群好学生，自然是春秋笔法带过不提。马士英却是因为抗清到底，成为正人君子笔下被遗臭万年的奸佞。

    “那，献廷，你且为我筹划一番？”

    “以我看来，此时，摄政王兵马既然已经是倾巢而来，便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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