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的治理上，是有连续性的。

    元代确立八思巴对西藏的处置权，明代因俗封各级僧官，所以明代出使册封，多用喇嘛。

    这也是一个惯例了。清代则更进一步。

    于谦想要派人去了解一下乌斯藏，虽然不是正式使节，但还是按照惯例，想选一个喇嘛，到了乌斯藏也好说话。

    李文说道：“西宁就有一位高僧。葛藏禅师，而今就在西宁休息。他本就是西宁当地人，多次奉朝廷之命去乌斯藏，并在北京修行了一段时间，而今年老，就回到了故乡的寺院，想要终老。”

    于谦对李文的话，倒是未必相信。

    他估计让这位高僧回乡的原因，并不是年老，而是当今对佛道的态度。

    当今不宠信一些佛道，当今掌权之后，北京城之中没有多一处寺院，即便有新增的寺院，也没有来自皇宫的捐赠。

    毕竟想在北京城内建立寺院，没有皇帝点头是万万不可能的，北京大部分土地都是皇帝官府的。

    朱祁镇虽然没有一副禁绝佛道的样子，但是却摆出了，你们想信就信，但是要让政府或者皇室在某些事务上做出表示，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北京佛道发展趋势就被压制了不少。

    道教到还好，毕竟道教没有那么大的传教建寺院的动力，而且北京又不是没有道观，白云观不就是吗？

    但是佛教却被压制住了。

    在宣德年间，以及正统初年一座接着一座建立寺院的场面就不见了。

    喇嘛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撼动，甚至喇嘛庙还被朝廷拨款维修。但是更大的发展却是没有了。

    在朱祁镇看来大明养喇嘛，就是为了安抚乌斯藏。态度到了就行，更多的倾向却是不可能，更不要说，朱祁镇大多数时间都饱受财政危机的苦楚。如果让他给阐化王加一个尊号什么的，朱祁镇没有不愿意的。

    但是要让朝廷掏钱，却是想都不要想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喇嘛教在北京能有多大发展。

    这位葛藏禅师，从北京回乡也是自然的了。

    于谦立即让人去请葛藏禅师，李文见状自然告辞，随即准备去其他卫所召集各官员到西宁来。

    而葛藏禅师也不敢拒绝于谦的召见，一会功夫就到了。

    歌藏禅师身披有白色条纹的袈裟，看上去也有几分宝相庄严，看上去比于谦好年轻几岁，也不知道真年岁不高，还是保养的好。

    于谦先与葛藏禅师谈经论道，于谦虽然不虔心佛教，但是也并非没有读过佛教，毕竟而今的儒家早就不是汉唐的儒家，而是三教杂流，所以士大夫谈禅，已经是基础技能了。

    只是于谦与葛藏禅师谈了几句，就有些话不投机。

    毕竟，于谦所读的佛教，大多是中原佛教的，与喇嘛教的经义自然有抵牾之处，葛藏被称为高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最少在教义一些问题上，葛藏是每天妥协的。

    当然了，也许是于谦的好名声，让葛藏的胆子大了一些。

    于谦发现这一点之后，在佛教教义上就说得少，听得多了。除却时不时问几句不解之处，几乎是在听葛藏讲经。

    倒不是于谦说不过葛藏，而是于谦本来就没有与葛藏争辩的意思，他将来也要与乌斯藏打交道，多了解一些也是好的。

    两人谈了小半时辰。于谦忽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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