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做病理的话，需要怎么才能取得样本？必须要再做一次肠镜吗？”我问道。

    “对，现有的技术，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做肠镜，提取样本，其他的方式都没有肠镜好。”专家如是答道。

    “可是之前的标本，用完早就销毁、无法证实了。”我为难地回道。

    “所以就得再做一次。”专家建议道，“我不知道病人的具体情况，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可以带到我这里来做。”

    听他这样说，我反倒有些为难了，大伯的身体目前看还算不错，可是做肠镜并不是来了就做的，得先提前喝泻药，清理肠道，拉半天肚子，最后把一根粗管子塞进去，病人还是比较难受的。

    大伯都这样了，刚受过一次苦，如果再来一趟，作为子侄，我真是于心不忍。可是为了案子，好像也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所以才让我颇为头疼。

    那位专家似乎看出了我的顾忌，告诉我说，“同志，我们这里是可以做无痛肠镜的，只需要拍清肠道就可以，做的时候不会有痛苦。”

    我抬起头，望着这位老先生，对其的医术绝对信任，而且也没有好的办法，只有点头答应。

    但是，当我当场把意思转达给还在肛肠医院的堂妹时，她立刻就提出了反对，而且态度坚决。

    对于张云溪的态度，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父亲再遭罪，而且我这样做，本意并非是为了给大伯看病，而是为了找证据破案，就更说不过去了。

    “是谁的电话，是阎旭打来的吗？”那头，隐隐传来了大伯的声音。

    “嗯，他……”张云溪的声音渐渐减弱，估计是靠近了大伯身边去说的，我没有听见。

    半晌过后，那边大伯的声音大了许多，似乎是接过了电话，“阎旭，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大伯。”我回道。

    “云溪说你在肿瘤医院，要再让我做肠镜，这是什么情况？我知道你这个孩子不会好端端地要求我做，我想问一问。”大伯慈祥地问道。

    “实不相瞒，可能和医院的凶杀案有关系。”一两句也说不清，我只能大概提示一句。

    “哦？”大伯肯定是听不懂的，“我的身体能跟杀人事件有关系？这还真是有意思，那我要是做的话，你是不能能抓住凶手？”

    别说大伯了，任何人听说我要一个人去复查，然后说结果能证明谁是凶手，都肯定会笑话我是在胡扯，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但这却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在电话里面，郑重地答道，“大伯，案子我不便透露太多，但是让您来复查，可能会提供重要的线索，如果您身体允许的话，能不能？”

    “没问题！”大伯干脆地答应了下来，“我现在精神还不错，也能走几步，我马上去你那里！”

    “爸，你别胡说！”电话里张云溪焦急地干涉道。

    “你要相信你哥，他不会无中生有的，你也要相信你爸爸！”大伯坚定地支持着说道。

    我的心中十分感激，大伯是在用身体，来支持我的工作。如果徒劳无功，我还真的是对不住他，不过我相信，绝对不会白费功夫的。

    大伯答应了下来，我立刻提醒他，要等白班的医生护士下班后，再悄悄过来，不要和任何人打招呼，如果有人文，就说今天是爷爷的忌日，回家拜祭一番。

    这些对话，我是当着专家的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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