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便是如此，若王上想要将解决唯有快刀斩乱麻。

    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

    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从春秋道如今，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

    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

    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当今强国”的行列。

    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

    于是，申不害便向韩昭侯求情。

    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说了一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

    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者，唯有商君在大秦推行的新法。（知道是商鞅，所以不要纠结称呼。）

    商君的新法，虽然目前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

    其中，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

    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

    据草民所知，商君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

    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没人动手去搬。

    商君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

    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

    商君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

    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最后得到了民众的信任。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大秦在硝烟四起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

    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因此，大秦的律法是大秦强盛的根本。”

    司马懿将第一个观点抛出。

    “先生继续”

    嬴政双眼放光，显然听到了关键之处，不想司马懿就此停止，这时他心中的疑虑已经消失了大半。

    “呵呵！”

    司马懿微微一笑，略微思索一下说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

    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实则却高超的领导才能。

    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

    法家有位大成者曾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曾提出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

    （这是韩非子提出的观点，在这里被司马懿借鉴了一下，希望各位看客不要纠结。）

    在他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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