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惯例，一般是在门下省辟政事堂以供宰相们议事，太宗时代赫赫有名的宰相司空长孙无忌、仆射房玄龄和太子太师魏征等，都是屈尊到门下省来的。裴炎任宰相后直至任侍中时自然也是在这里议事的，但李显即位后改任他为中书令，政事堂就被迁到了中书省，这既为了裴炎的方便，更为了表示对他的尊崇。

    尽管李显极力想拉拢裴炎，但裴炎却干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高宗在遗诏中留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之进止”，意思很明显，不是全权委托武则天临朝管理国事，而是在有特别重要同时皇帝与大臣们又“不决”的“军国大事”时才能“兼取”她的决定。然而，裴炎却在高宗死后第三天、太子在灵柩前即位后第二天上奏，说是嗣君尚未正式受册封为皇帝，也未听政，不宜“发令宣敕”，所以建议“宣太后令于门下施行”：即一切政令都要以太后武则天令的形式发布。

    大唐本没有这样的先例，借着裴炎的这个建言，武则天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国事的处分权。

    裴炎之所以这么做，或许没有取皇权而代之的意思，但肯定想最大限度地影响皇权，以实现自己经世治国的理想。李显即位时已成年，作为臣子想要完全影响他不容易，所以裴炎想增加太后的权力以制衡皇帝，从而为己所用。

    在这种情况下，李显故意说那样一番话，也是对裴炎的一种试探。

    聪明、智慧如裴炎者，不会听不出李显只是一时冲动说了气话，当不得真，他却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废帝的行动，显然他认为李显难以制约，不如趁早废掉，换一个更能受自己影响的新皇帝，同时也能使武则天感恩于自己。

    自以为是的裴炎当然不会想到，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使武则天掌权的地位更加稳固，并为李唐皇室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