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我的爱我的逝去的年华，留在脑子里作为我流连人生的谈资吧。妻子已经过时，不需要我整日陪伴她。我必须到户外去，去看看大街上的女人一夜之间是不是变得新鲜离奇了些；去经过那条深深的小巷，朱红色的朦胧里冬季的雪花，仿佛那双穿靴子的脚又踩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我还得去上班，也就是说必须去做一件对得起那一百多元工资的事。

    我是一个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称职干部。哪个机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一类人无论在哪里工作都会具有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水平、同一种经历。上班期间我们作风懒散，三心二意，有充足的时间去胡思乱想。我们的工作无法用成绩来衡量，因为我们既不创造又不破坏更不会承担风险。我们的长远目标是等待提拔，近期目标是等待工资。我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唯一需要动脑筋的就是如何巴结各级上司，只要让他们看着顺眼，前程就有希望。至于学识能力统统无从体现，也没有必要体现，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一个稍加训练的人就能干的工作，是任何天才也干不好的工作。和天才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懂得适时更换理论武装、指导思想和主义信仰，我们明白随风转舵、见异思迁和喜新厌旧。比如我，从禁欲闭精到纵欲造精，从继续革命的正人君子到厌倦政治的风流才子（我坚信我是个才子，不然我为什么能勾搭上女人？）从信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到信仰弗洛伊德的做爱万岁（求教于大方之家，我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是否千真万确？）从热爱选集语录到热爱萨特尼采和狄德罗（请原谅我的卖弄，因为我好不容易想起了这三位大哲学家，不说出来憋得慌。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从书店买回来了这三位哲人的三本着作准备装点书架，后来我发现，在书架上摆放一些具有生殖象征的泥塔瓷坨一类的小玩意，比尼采更让我骄傲，就把三本着作扔进了床头下的鞋柜。现在想起来，要是世界上没有女人分散精力，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只要我漫不经心地翻阅一遍，我就能写出一篇，不，三篇高质量的批判色彩极浓的学术论文，彻底否定他们的学说，完全推翻他们的历史地位。实践证明，只要你一门心思推翻，你就一定会扬名四海。这是一个推翻一切的时代，大厦将倾，断墙将塌，轰地一声响，准能博得满世界喝彩。一切的一切都应该归罪于女人，她们不仅存在，而且漂亮迷人，而且个个性感得就要爆炸。而我恰恰又是为了她们才来到这个世上的。脑子里不是女人的大腿就是女人的屁股，你就做学问吧，哲学是蒙在阴户里的跳蚤，尼采在和女人体交时难道也会发表关于悲剧的崇论宏议？如此等等的胡思乱想能让任何高尚伟大的学问散发出清淡的脂粉气和浓烈的臊腥味。算了，不要再去想学问了。司马迁如果不是性无能他能写出《史记》？我真聪明，又想起了一个大人物。而我是一个完整的人，是有根有本的生命体，即使我不迷恋女人，女人也会追随我，不然就太苦了她们。比起那些有学问的漂浮物，我真是幸运到了极点。我以此安慰自己，并在书架上不断添置小玩意。听说公羊是性欲的象征，我就买了只黑色的带弯脚的瓷羊。又买了一只泥塑的狼，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在色的广阔领域里，我将具有它的形象。还有木刻的无花果树和木刻的牡牛，各种质地大小不一的棱形的塔和圆形的柱，再套上一些色泽鲜亮的圆圈。还有昂首天空的飞鱼，金色的十字架，俏丽的女佛手，馒头状的花瓷坨，玉石的大象乌龟和曼佗罗花。当然，我更注重现实的活生生的追求。我能迅速占有也能迅速厌倦。在拥抱一个目标的同时我就已经瞅准了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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