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甘肃临洮一带，收复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叠州和宕州共六州，对西夏形成包围趋势，证明了王安石变法在国防上的成功。

    但是废除新法以后，赵宋军力再次陷入一蹶不振，而且还向西夏割让陕北安疆，葭芦，浮图和米脂四寨，妄图以割地求和平。结果呢，养虎为患罢了。

    为了解决大宋财政困难的根本窘境，王安石通过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的改革方针，一边进行开源，另一边则限制大资本和豪强，并且精简地方官员，减少不必要人事开支，成果也是极显著的。毕仲游于元祐元年《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说道：“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指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

    坦率地说，高滔滔本人廉洁，对家人要求很严，为自己家族修建宅院，用的都是自个积蓄，不用公家一分钱，对于侄子想借她影响力要更高待遇的想法，高滔滔也予以拒绝。所以女中尧舜虽然是司马光的吹捧，但就领导者个人品质和办事公道来说，高滔滔的确是够格的。

    但是高滔滔毕竟代表旧势力和反改革派，将赵宋富强的最后一丝机会也活生生掐断。

    可以这么说，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王朝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身上大小毛病一堆，基本上处于混吃等死的状态，通过王安石的治疗，病人身体变好了，和邻居打架也能打赢了，如果继续坚持治疗，病情可能会有所好转。可惜的是，病人和家属由于害怕副作用，中断了治疗。最后病人在和新邻居打架中，因为自身各种原因嗝屁了，家属就把原因归结到医生身上了，觉得是医生治疗的问题，这就有点乱弹琴了。

    司马光呢，坚持全面废除新法，不管黑猫白猫，不管会不会抓老鼠，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新法废了一大半。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最终在他的努力下，免役法、青苗法也被废除了。气得苏轼在家中跺脚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在原时空，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破开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耻”。千年以来，人们在审视这场国殇之时，有人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元凶，也有人认为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事实究竟如何？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谁更应该来背这个锅？

    大儒朱熹就有“引用凶邪，排摈忠直，嗣虐，流毒四海”之语。

    但一代大儒王夫之重读宋史，留下了自己的愤怒：“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

    明朝陈汝锜说：“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王安石），吾以为实始于君实（司马光）。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关于靖康耻，王棣以为，绝非一人之祸。事实上，大抵是缘于党争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导致国家覆灭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军队经商。别的朝代都是希望强军，宋朝国策却是弱军，唯恐军队强大后，将领们重演自己“黄袍加身”的把戏及唐朝藩镇的跋扈。于是驻军上强干弱枝，劲兵荟萃中央，边疆不敢多驻精兵；练兵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仗时阵图遥控，文官监军；兵种上，招饥民入伍，将军队变成慈善机构，养兵百万，却委靡不振。最后，军队经商。宋朝人擅长赚钱的本事也向军队转移，不好好操练，忙着赚钱，贪腐成风，丧失战力。到后来，宋兵的竟然要脸上刺字，以防逃跑，军队的士气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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