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成更加的稳定。庞大家族众人的利益要求，神宗在位时，反对也就是反对派多了一份力量而已，但是当她真正的执掌政权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付诸实施承担责任时，满足统治的需要，众人的意见会推着她前行。

    其次是王安石的变法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过于超前的变法措施，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来支撑，也没有够的势力支持。单纯的为了应对国家的财政危机，以损害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方式来充盈国家财政，在当时社会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只会雪上加霜。在变法求新的过程中急于求成是大忌，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的只能被搁置，正是由于危机沉重，矛盾激化，更加需要稳步前行。

    再次是获得统治阶级内部的认同，减少反对力量很重要。

    其实，归根到底是因为新政损害到了诸多集团、门阀的根本利益，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都说屁股决定脑袋，高太后所处的位置使得她只有反对变法，再无二话。

    当然，这是个狠角色。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立即废除了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如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

    司马光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说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评判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

    与此同时，旧党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贬至岭南。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这一切皆在高太后或主导或默许之下进行，是为“元祐更化”，又称“元祐党争”。

    而她本人却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

    她的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就问你神不神奇？

    废新政，用旧法，稳定民心，发展经济，带来稳步前进的清明吏治，这一切固然离不开以司马君实为首的朝党大佬的努力，但领军人物是高太后，定海神针是高一人后。没有她的“拨乱反正”，就没有时下的河清海晏——嗯，至于党争之祸那便选择性忽略了吧。

    然而，这面精神旗帜眼看着就要倒了。这怎么得了？这怎生是好？

    高太后的病情不轻，击倒她的是寒冷的天气、党争的加剧以及西夏扰边。

    元丰八年十月，刚升任左谏议大夫的范纯仁首先
本章还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