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官职不咋样的都可以自荐参加制举，后者很像后世的复读生。

    文人自有风骨，以正经科举选官为正途，不屑走荫补之路，尤其是王氏这等书香门第。

    王氏方、木二辈共五人一并参加辛未科试举，但前提是得通过今年秋天的乡贡。

    乡贡，又称作“解试”，由各地州、府主持考试本地人，一般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

    呃，于王旁等人而言，解试不是关，几乎没什么难度。

    走科举路子，只是为了证明某些事情。

    纵然王安石兄弟因政见不同而显得疏离，但那不关乎亲情，否则王安礼也不可能让孙子过继给三兄。

    临川王氏，影响这个时代可见的是五十年，但远非止这般。

    更何况还有王棣这个不确定因素。

    对于科举，王棣倒无多大排斥之心，那世的高考何尝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浪淘沙，能笑到最后的自是最有能力者。当然，也需要一些些运气。

    成功的因素大致有天赋、勤奋及运气。

    对于王棣而言，都能穿越了，哪还缺运气？

    既然选择不走荫补之路，那么就专心科举吧。

    在杭州时，苏轼这位科场前辈没少提点他，将科场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个通透，尤其要注意规避忌讳的字眼，否则定必黜落。另外，策论中切忌不可用未知出处的典故。

    这是经验之谈。

    仁宗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礼部组织的一场考试，在这场考试中，苏轼写下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通篇文章可以说的结构严谨，说理清楚，用词简练并通俗易懂，与当时真个文坛流行的五代浮靡艰涩之风大为不同，因此受到主考官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圣俞的赞赏。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运名为用了一个名为“皋陶杀人”的典故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苏轼在文章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翻译过来就是说在尧执政天下的时候，皋陶作为司法官。有一天要处死一个人，皋陶说要杀了这个人，尧说不行，放了。皋陶再次说要杀了这个人，尧再次说放了，就这样互相争辩了三次。

    主考官欧阳修看完后也觉得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的非常好，但是这个“皋陶杀人”的典故，欧阳修也没有听过。没办法欧阳修只能在事后苏轼拜见他的时候，偷偷的向苏轼询问这个典故的出处。

    面对欧阳修的询问，苏轼苏轼笑道：“何须出处。”很直白的告诉他们，这个故事纯粹就是自己为了佐证自己文章的观点编出来的。也幸好是因为这篇文章确实是写的不错，正所谓瑕不掩瑜，欧阳修和梅圣俞没有因为这个而去怪罪苏轼。

    这算是文坛雅事，亦是非常人做的非常事，无法复制。

    对于苏前辈的不吝赐教，王棣自是虚心接受、铭记于心。

    另外，李格非也提了些中肯的建议。嗯，王三郎的人缘不错。

    李格非于神宗熙宁九年点中进士，虽然名次不高，但也是正经科班出身，身份清贵。

    其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人谓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

    嗯，其非止自身文采出众，配偶也大有来头：发妻王氏乃是名相王珪之女，王珪便是“四相簪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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