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风灾、水灾相伴而至。

    真宗大中样元年八月，无为军大风，造成折木、坏城门，军营、民舍，压溺者千余人。

    此次杭州水灾乃是久雨成涝，河水倒灌导致水漫全城，而城外临山处又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全州自州治钱塘以下，凡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近八十万人受灾，溺死、失踪初步统计逾万，倒塌房屋数万间，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农作物九成被毁，头季水稻无法播放，蔬菜瓜果所存无几。

    这场水灾来势汹汹，虽百般防范，仍是损失惨重。

    其实，丧生水灾者绝大多数是“机会主义者”，官府三令五申仍不肯搬迁，似乎是咎由自取，然而，逾万人死亡，苏轼等官员定会被问责。

    这些都不是眼下该考虑的，当务之急是将灾害影响降到最小。

    灾后第五日，杭州市十座城门口忽然排满了进城人员，绝大多数衣衫褴褛，面带菜色。

    守城巡检司兵卒哪见外这阵仗，当即禀报上官。

    一番询查之后得晓，城门口这些人都是周遭房屋冲毁、无处安身的乡民，成群结队的来城里避难。

    幸好，“救灾委员会”昨日便商定了灾后救助事宜，对于灾民涌至城郭已有预案。当即分派人员安抚民心、搭建临时木棚、发放清水口粮，将灾民暂时安顿下来。

    抢险已到了尾声，接下来便是赈灾了。

    赈灾是有经验可循的，大致是勘灾情、赈济、蠲免减征、缓征、移民、借贷，抚卹安辑等。只要应对得当，赈救及时、手段充分，“灾后综合症”还是可以有效抑制的。

    只是，从一开始，就没人预计到灾情会有如此严重，首当其冲的粮食危机。

    两浙农田广袤、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一年两季水稻一季小麦，颇多丰收，北方的粟、麦、豆等也陆续传到南方，可谓是农作物丰富。水稻品种则有引进时间不长的占城稻和黄粒稻。

    占城稻，本是占城人培养出一种良种稻，本朝初年传入中国福建地区。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因江淮、两浙地区遇旱少水，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多达三万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两浙地区推广，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此稻种性早莳、早熟、耐旱、粒细，宜于高仰之田，与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使谷物产量大为增加。

    杭州，盛产水稻，常平仓、义仓稻谷盈足。

    粮仓自是建于干燥高处，设计之初便考虑到了涝害因素。怎奈此次水灾百年难遇，城内民居悉数被淹，粮仓也难逃其劫。

    待官府欲开仓济粮时，统计存粮，竟是十不存一。官仓都已损失惨重，更毋论民间存粮。据户曹司初步估计，全城的稻米存量不足平日一成，最多可供杭州军民半月食粮。还有城外安置的数万灾民等待赈济，且灾民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粮食，成了最大的危机。

    民以食为天，饥饿能摧毁人的意志，也能催发人的魔性。

    这么多灾民，处置不当，极易引发骚乱。

    杭州城，岌岌可危。

    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口，皆需之铺家。同时期，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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