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三百余年中经历了四百三十三次农民起义，其中二百三十次发生在北宋，二百零三次发生在南宋。

    “四大寇”便是北宋末年的四次农民起义，这说法源自那本名著。书中将宋江排在了四大寇之首，将方腊排在了最后，而其他三寇就是被宋江剿灭的。

    其实，不论是所占地盘、麾下兵力及声势影响，宋江都远不如方腊。

    王棣不知道历史是否依旧，还是因蝴蝶效应而改变历史进程？对方腊此人亦全无喜恶，但能召集号令数十万人的“圣公”怎么看也不像普通人吧。

    一将功成万骨枯，那场历时一年多的农民武装运动又会导致多少人丧命？战争，是促进和平的一种手段，但生命之殇该由谁来承担？

    或者，将极有可能发生的这场混战扼杀于摇篮之中，也算是挽救了无数条生命？

    想了想，他还是决定打打预防针：“苏学士觉得该何以待摩尼教？”

    没法明说，唯有循循善诱，总不能说摩尼教会在杭州起事而致江南大乱吧。未卜先知，神棍么？子不语乱力怪神，苏轼能信？

    “苏学士”？这小子难得这般一本正经的称呼哦。苏轼也慎重起来，沉吟道：“唐后期，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损害了国库收入。唐武宗皇帝崇信道教，深恶佛教，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会昌五年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五月，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各三十人。天下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括天下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四万所。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迫令还俗者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万以上。政府从废佛运动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纳税户……”

    苏轼一番话下来，如数家珍，果不亏为博学强识的大文豪。

    王棣暗暗点头，晓得他说的乃是唐武宗灭佛之事。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唐武宗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

    “唐武宗会昌年间在毁佛同时，景教和祆教也受到波及，其中亦有摩尼教……”苏轼抚摩着胡须，声音沉重，他亦是虔诚的佛教徒啊：“此次事件被佛门称为‘会昌法难’。虽然第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即下令复兴佛教，但终究是元气大伤。且武宗下诏禁止任何外来宗教，那摩尼教也在其列。之后此教再无法立足中原，只在民间偶有传播……”

    顿了顿，苏轼又道：“但《僧史略》把梁贞明六年陈州毋乙叛乱以及后唐、石晋时的相关叛乱归罪於末尼党类，某是不太信的，大抵是找了替罪羊……至于本朝，摩尼教远不如佛、道二教，只在福建有些微影响，成不了气候，倒也由得他去……”

    王棣忍不住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苏轼微微摇头不语，到底还是不以为然，大概是当危言耸听了。

    王棣暗叹，倒不会气恼苏轼“鼠目寸光”，事实如是，时下的摩尼教确是不值一虑，不是高宗朝，可以“莫须有”之罪责之，眉毛微挑：“有人撺掇琴操姑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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