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探究事理后才能获得正确认识，认识正确后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后才能端正心意，心意端正后才能修养好品德，品德修养好后才能调整好家族，家族调整好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后才能使天下大平。”

    “《中庸》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试解之？”

    “‘中’是指超越任何情绪状态。‘和’是指任何情绪的出现都能够恰到好处。而‘庸’的本义就是用、功用的意思。‘和’为‘用’的最佳状态。因此，通俗解释‘中庸’，就是做任何事，都能不受任何情绪左右，做到节骨眼上……‘发而皆中节’的庸态，体现一个人的智慧。做事总是恰到好处，令人放心，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才。但何谓恰到好处，还得因人而异，且需因时制宜。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所谓‘浓妆淡抹总相宜’便是此意。”

    从《大学》到《中庸》，王棣侃侃而言，声音清朗，不疾不徐，非止释义精确，且能举一反三，更说得通俗易懂，甚至苏过还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好像比先生讲的还好，至少这种大白话很容易明白……”

    王安石频频捋须，老脸笑成了菊花开。

    苏轼连连颔首，叹道：“论教育子弟，某不如公远矣。”他虽作《论学校贡举状》说“……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核心主张即：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如果这样，就可以了，与贡举关系不大。最后结论是:以诗赋取士，虽然不一定好，但是行之已久，不可一下子就废掉。如果以经义取士，那么弊病就比用诗赋大得多。

    其实归根到底，吟诗作赋，固然全无实用；但死啃经书，也无太大益处。

    争论的结果，最终采取了一项折衷办法，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

    苏轼虽然反对以经义取士而主张以诗赋取士，但文人士大夫若是不通经史子集，至少无法踏入科举门槛，四书五经乃必修之课，更是诗词歌赋的基石，典故不清者何以作文？难不成自己杜撰典故？

    说到杜撰典故，苏轼还真做过这种事。

    仁宗嘉佑元年三月，苏轼试举作《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上古尧帝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了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的严厉，而喜欢尧帝用刑的宽仁。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理直气壮、“想当然耳”的杜撰典故，不仅未遭致骂声，反让文坛大家欧阳修赞曰：“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由此衍生成语“出人头地”，这真的是没谁了。

    总之，诗词歌赋需要用典，这就需要多读书，至少得通读四书五经。

    但读书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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