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涉及到谁，不管问题有多严重，都绝不放过。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谢绾几乎天天都在基民盟内部各处发表演讲，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威信，一方面加强成员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并不适应这种运作方式的贝默只是觉得事情不太好，但觉得谢绾毕竟还是保持了公正的态度，所以没有太在意。

    直到两周后，那些积极分子拿出了一份直接指控贝默的证据，才让他脑子一蒙，瘫坐在椅子上。其实证据所指问题也不是十恶不赦，只是详细的记载了贝默的小团体收取朝廷的献金而并未公开，在小团体内部对基民盟部分工作不满。放在成熟的现代社会根本就不算个事，但在当时这跟道德问题挂上了钩，而且谢绾在演讲宣传时，就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几乎就是为这些问题量身定做的舆论环境。

    在对此召开的几轮会议的批判和讨论中，在谢绾几乎不怎么吱声的情况下，对贝默的指责声浪就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这让贝默狼狈不堪，最终辞去了党首职务，解散了自己的小俱乐部，博耶恩也做了向全体成员道歉的公开演讲，声誉扫地。

    至此谢绾宣布整顿工作结束。他就此清理了基民盟组织内部，加强了凝聚力与执行力；完善了分级处罚机制，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德意志民族自由主义运动领袖角色，最重要的是，基民盟此后的工作方向，能够和他的思路保持高度一致。

    两个月之后，洪堡和李斯特回到鲁尔堡。洪堡对期间发生的事情也大吃一惊，虽然他是老练的政客，但也对这种运动式的方式感到很陌生。即使他敏锐的察觉了这里有谢绾的一些影子在，然而却分不清这种操纵方式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不过，不管合理不合理，他已经无法压制谢绾在基民盟内部的威信和地位了。

    洪堡突然也觉得有些害怕，原来自己搞起来的集体自己没有能力完全控制。但这就是所谓组织，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见得说了不算，就看怎么操作。

    由于洪堡还陷在基民盟组织工作中不能脱身，谢绾先约见了李斯特。李斯特对谢绾汇报了奥地利目前的财政和货币状况。

    奥地利在十八世纪引入了一种双金属币标准，即金银币以1：15的固定对价同时流通，在除普鲁士外的德意志地区所有地方都实行这种标准。这种货币模式为国际收支提供了便利，但也存在一个较大隐患，会导致黄金流入金银比率为1：15.5的英国。这是因为德意志地区普遍更为倾向于银本位。

    奥地利的纸币系统则甚为糟糕。奥地利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发行纸币，由于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奥地利不断的增加纸币供给，使得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金银币日渐稀缺。到1810年，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超过10亿古尔登约合11亿塔勒，而几乎没有贵金属货币在流通，导致政府完全无法兑付这些纸币。1810年12月，政府强行暂停所有硬币形式的支付义务。仅仅三个月后， 1811年2月20日，奥地利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发行一种新纸币——维也纳货币来兑换旧纸币，比值是1:5，也就是官宣一次性贬值80%。然而国库里连兑付维也纳货币的金银也不够。到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期间，国库再次严重紧张，又不得不再次发行货币。再次发行的货币无法再锚定金银，而是一种变相国债。

    1815年5月，奥地利开始重新为其货币制度打造一个更为健全的基础。1816年6月1日，享有特权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成立，该银行效仿英格兰银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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