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道了。



    这事对我的心里或许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只因我从此一生畏出头，恨离群。



    然而就在我苦闷不得解的同时，家里却多了个神秘的客人，我爸将已经离家去了武汉的贾君房间收拾出来，于是那人就住与我隔壁。这人皮相好，善交谈，一眼看去就是个学问人，常常一件军绿色的短袖T，套条那时最流行的牛仔裤。他跟我爸很投缘，却不屑与我交流，他们常在饭桌上聊些社会形势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虽无法消化，但渐渐也悟出些什么：这人是把我家当避难所，逃难来的。



    对于这件事我母亲坚决反对，因此没少和我父亲争吵，态度强硬，言辞激烈，甚至闹到分居，收拾了细软回娘家一住就是大半年。于是我更加肯定，这人是颗定时炸弹。



    这人终归在我家住了半年，临走时颇显意外地送了我一本书——其实那算不得书，这是言论集子，作者叫方什么之，我现在已经忘了——他跨出我家大门时突然转了身，右手手腕抵着门框，给了我一个柔和且文雅的笑，他对我说，要守住这个社会最后的底线，未来就靠你们了。夕阳在他身上镶出一圈金边，闪着炫目而极致的光，他的脸便隐在这光线带来的盲区里，除了那近乎璀璨的笑容，那个笑是如此的震撼，如此能打动人心，以至于影响了我对于人生的选择：我布了他的后尘，选了他选过的专业，念了他年过的学校，踏了他曾经踏过的每只足印。



    很多年以后，我拜入此人门下，习得不少灰色技巧，也寻到这一行最为显贵的套路，当年的话我们绝口不提，只师徒二人并肩齐驱，共同挑战着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这人便是我的老师，律所的主任律师，国内行政诉讼第一人，袁城。



    我想逃亡大概不适合我，因为我受不了风吹草动一发全身的亡命生涯，可转念一想，只有保全了自由，才能得个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于是便又满脑子的都是逃了。



    但即便要逃，也是我一个人的事。



    车没敢走高速，取而代之地行驶在国道上，左宁握着方向盘，而我则不停地劝他回头。我说到这边就差不多了，你没必要把自己跟我绑一起，一个人还有活路，两个人必死无疑。



    他不说话，油门越轰越大。



    我叹了口气，终于放弃去说服他，伸手按下电台，懒懒地靠在椅背上，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逃亡，而是在享受一次旅行，电台里我的校友老愤青徐达正在歌唱：“死亡和我的梦想曾经如此的接近/三十三年的挣脱脱不了/如何是好……”



    这垂死的调子在我耳中竟成了警世洪钟一般：三十三年的挣脱脱不了，如何是好？



    是啊，如何是好？



    上上个礼拜，我刚过完三十三周岁生日，回首这三十三年，与其说我在追逐什么，不如说是在逃脱什么，每次我都以为自己成功了，但每次又会堕回这无尽的深渊。



    我对左宁说：开快些，我们殉情吧。



    他竟点头：好。



    我笑了笑，说别当真，我还不想死，这到哪儿了？



    他说：快到天长了。



    我说你就把我在那儿放下吧。



    他没说话。



    我又劝：你爸就你这么个儿子，别伤他心。



    他说：我一直也把你当爸爸看，不想伤你心。



    我心里一暖，不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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