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也受到池鱼之殃！此乃宣仁生前不能与哲庙结以真情之故，不然何至于闹到新旧两党水火不容？哲庙亲政只知任性使气、亲近小人，难道不是宣仁教养失当之故？”

    陈东说到激动处，险些把酒杯捏碎，李冲寿看着血气上头的好友，忙附和道：“听兄一语，大有拨云见日之感！那弟也不吐不快了……新党是小人党，初时一力打压旧党，哪知旧党上台后，不加痛醒，却全然沾染了新党的小人习气，温公当日若能知调和新旧，为国存元气、存正气，放下一己执念，摒除门户之见，而非反其道行之，才是国之幸事！亏他还是一代史家，熟知成败之鉴，度量却如此之小！说来还是苏子瞻见得远，虽经乌台冤狱，尚能与荆公在江宁把手言欢，也知新法并非一无是处，不该一概废除！”

    陈东点了下头，愤然道：“温公也是不辨忠奸，只要一味附己，便不顾其人品性了！老家伙在熙丰时明明是新党急先锋，待到后来旧党得势后，立马不遗余力地废除新法，温公不察，竟大力褒扬他，说他什么‘使人人执法如足下，天下还有何事难为’！真是天大的笑话！”

    “是啊！温公真乏识人之明！”

    两个青衣书生又聊起了蔡京与科举改革的事情，这是事关他们前途的问题，只听李冲寿说道：“自太宗以来，科举取士名额大增，唐则天女皇掌权时，十九科才取了四百五十四人，我太宗时八科就取了一千四百八十七人，国朝文治之兴，实由太宗肇始！可是自仁庙当国之后，虽则取士盈庭，却士风浮薄，面对内忧外患，朝廷乏经国之才，因而才有庆历兴学之举，以望育出经世致用之才，补科举取士之不足！可后来昙花一现，乃至其后又有熙宁兴学之举，有了咱们这三舍法的设立及太学之壮大！老家伙当政以后，又再次兴学，虽则初衷甚好，可一意以荆公新学为正统，实则便利其钳制言论，此弊不革，我辈恐难有出头之日，更何谈报效朝廷、兼济苍生！”

    “那荆公曾言什么‘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实则有悖于孔孟之道，至多谓之一家之言！我陈东四岁随父亲读书，十七岁得中秀才，后以优材生入润州州学读书，至去年二十七岁，方得以贡生资格就读于咱们这辟雍！子修，你也是知我的，我虽不岌岌于功名利禄，可三代隶农，家世清寒，若不能得官，别说光耀门楣，就是祖父母的棺椁都安葬不了，这岂非大不孝？我发妻早丧，身后无子，我如今也无力续弦，若未得当道青眼，真无颜面对镇江的家乡父老！”说到这里，陈东不觉间留下了眼泪，“可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我辈也都成了那一味钻营之辈，那天下事还有何等人能为？还有何等人敢为？”

    李冲寿闻言唏嘘不已，沉默良久，痛饮一杯后方道：“好，你我同志共勉，亦互相鞭策！只望官家能及时醒悟，若不然，哪天朝局一大变，兴许也是转机！少阳，你也是知我的，其实小人在朝我倒并不忧虑，我所日夜忧虑者，还是朝廷轻易启衅于外，他日恐有不测之祸！”

    “子修所虑极是！”陈东又痛饮了一杯，“如今官家大有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嫌，今日河西家虽则已衰微，可他年若启衅于北面，或者北面突生变局，启衅于我，也将是不测之祸！北国多年来朝纲紊乱，内讧不断，如今听闻新帝也是一昏庸之主，两大后族为着立储之事纷争不断，此间怎知不生巨变？你也晓得，如今我重兵在西北，中原空虚，一旦有事，西军很难轻易东下勤王！若是那时河西家再插上一脚，岂不更凶险？”

    两个人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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