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合法身分和政治护符而已。

    检阅这个时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的乡级政权原始档案资料，发现乡镇长滥用职权，胡作非为，几成为各省普遍现象。有的拥枪自雄，豪霸一方，对上抗衡，对下作恶；有的徇私舞弊，贪污诈骗，包庇烟赌，卖放壮丁，浮征滥派。40年代初湖北省民政厅一位视察员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下级政治，可称为土劣或准土劣政治，此辈既握有治权，一切征兵征工及政府所需求于人民之事，无非贫民身受其苦，彼辈皆超然事外，甚且于中牟利。”县政府对他们实在是“防不胜防，撤不胜撤”。在湖北档案馆现存民国档案中，仅1947－1948年间各县控诉乡镇保长的案卷即有1692卷，被控乡镇保长多达数千人。

    六、结论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其基层权力结构有两大历史性的变革值得注意：一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而引发的乡村权势的转移与蜕变；二是随着王朝国家向政党国家的转型，国家政权力图加深和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1905年废科举对清末民初官僚政治结构和士绅群体的影响。事实上，因废科举而产生的社会震荡，至少在其后近半个世纪中，仍能明显而深切地感觉到。它不仅摇撼了清王朝上层政治体制，也波及和辐射到民国时期的底层乡村社会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约有90%的绅士居于乡间。由于他们耕读在农村，关心的事务也是农村，包括意识形态教化、精英分子的养成都以农村为中心。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主体，也是乡村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和调节者。那些少数到城市为官的绅士，也会在适当时候告老还乡，这不仅意味着城市信息、资金等资源向乡村社会的流动，更重要的是它整个城乡社会智力资源处于一种循环不息的流动之中。但是这一格局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而改观。自科举废止后，传统文人士绅继替常轨中断，而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活动空间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村智力资源大量流失和衰竭，农村文化生态不断失衡与蜕化，乡村社会失去重心，其自治性和自主性亦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权势被土豪劣绅和无赖恶霸乘机僭取和窃夺。这是中国乡村社会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

    但是，土豪恶霸虽然窃取了部分乡村权势资源，但他们并不具备传统文人士绅所具有的个人魅力权威和法理权威。他们所赖以主宰基层社会的资源基础只是强制性的暴力或财力。在这种情形下，当国家政权向下扩张的时候，正给予他们以僭取法理权威的大好机会。

    国家权力企图深入乡村社会的努力，最早始于清末新政。但国家政权真正深入乡村社会，却是国民党执政以后的三四十年代。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内部面临着**和地方实力派的挑战，为了树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国民党一直致力于强化其政治合法化能力、军事控制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对国民党而言，一个消极无为和软弱乏力的基层政权是难以应付“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的。特别是在几次“剿共”战事失利生，蒋介石认识到，要对付**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必须强化地方基层政权。

    国民党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扩张和渗透，意味着基层官僚队伍的巨大膨胀和基层政权组织成本的急剧上升。据40年代国民党中央的估计，全国县以下基层干部至少在千万以上。上千万基层干部从何而来？在科举制度废除二三十年之后，旧式文人绅士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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