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和天地。

    在国民党政权建立初期，其政权的纵向渗透尚局限在县衙门一级，区公所属于自治组织。1933年，当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下乡调查时，他们发现，是时的乡村政治组织的中心机关是区公所，乡镇以下无足轻重。区长一职成为这个时期土豪劣绅觊觎的主要目标。这一点，蒋介石1934年的言论可为佐证：

    “依现行《县组织法》，县以下之各乡，原定分划为若干区，各设区公所，以为地方自治机关，第组织既不健全，人选亦甚滥杂，经费则尤形短绌。地方民众之视区长，无异昔日之团董庄头，绝不特加尊重，于是地方士民之贤良者，多趑趄引避，不肖者则奔竞而进，结果各地区长，大都为贪污土劣所把持，助行政令则不足，压迫民众则有余……”。

    蒋介石认为，区长职位之所以被土劣所篡夺，是因为区长职位低，不能吸引人才的缘故。其实，这个时期，基层社会精英普遍“上浮”，以至于合格称职的县长人选亦不易罗致。政权越深入，人选越杂滥。土劣乘机揽权，乃势所必然。

    据1933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河南江苏等省农村的调查，区长人选非常复杂，有旧官僚、旧幕僚、旧绅士，也有新式中学毕业生和个别大学毕业生。据对河南87个区长的出身的调查，内中大学毕业者1人，专门学校毕业者8人，中学毕业者5人，各类训练所出身者59人，其他14人。这里所谓的“各类训练所出身”的59人和“其他”14人，实际上都是没有受过正规新式教育的“杂途”之流。其比例竟占84%。

    再看他们的经济地位，其中占地300亩以上者占13.6%，100－－300亩者占59.1%，100亩以下者占27.3%。从经济地位可以看出他们绝大多数是地主。当时的调查报告写道：“区长们凭藉他们的资格和地位，在乡村中往往形成一种特殊势力。他们包揽讼事，他们任意派款，甚至残杀善良，以造成个人的专横，扩大个人的权力。”当时河南一个区长的月薪不过三四十元，而一年的额外进款通常有四五千元。更有甚者，有的区长在乡间任意派款，一年甚至派至十多万元，而上交县一数目不到一半。

    “区”最早是在1908－1914年间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区级组织逐渐正规化。根据国民政府的设想，区级政权担负着户政、地政、财政、治安、教育、自治等诸多事务。但实际上，榨取财税一直是区级政权的中心任务。按规定，区长是由省政府任命的县以下行政官员，应回避本籍，并直接受县政权的节制。但事实上，区长职位常常被土劣势力所僭取，权势赫赫，不仅在乡间为所欲为，甚至上抗县府，莫或敢撄。有的土劣区长拥枪自雄，进出县城，往往带十几个武装弟兄，威风凛凛，县长相形失色。河南辉县有一区长在任时无恶不作，被他无辜打死的即有十余人之多。县长欲撤其职，他竟武装拒绝新区长接任。

    在30年代，区级政权被土豪劣绅滥用，几为各省普遍现象。在江苏，区长“大都只要钱，不做事，居在城里，一个月之中，偶尔去区公所走几转”。在湖北，区长凶残贪诈的情形更为恶劣，不仅老百姓惨遭蹂躏，县长亦常受其劫持控制。当国民党政府力图将司法权从县长手中分离出来时，区长却集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于一身。在湖北监利县，土豪劣绅分为新旧两派，旧派掌握该县财政权，新派则占有区长和地方团队等职权，县长孑然一身，不能动其毫
本章还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