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国时期绅权的社会构成

    在20世纪以前，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国家各级官僚的选拔体制，也是基层地方社会精英赖以产生的主要途径。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利用儒家规范性意识形态，将官僚集团与绅士集团统摄于共同的国家统治目标之下。科举停废后，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未能建立。官僚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作官不复要求统一资格，仕途从此杂滥。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精英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蜕变。科举之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绅士地位，为跻身于地方精英之列的一条主要途径。科举一去，“绅”的正规来源断绝。民国时期虽然还有“绅”的称谓，但与传统士绅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分析民国时期“绅”的社会构成，除了少数前清遗留下来的一批举贡老爷外，多为民国时期的“新贵”。那么，民国时期跻身于地方“绅士”行列的“新贵”，其来源如何？下面列举的几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民国初年湖北襄阳县东津镇的三位“新乡绅”

    王殿甲，原是江湖会里的大爷，辛亥革命时期是个革命党人，当过营一级的军官，以后回到家乡，成为东津镇的绅士，和其他绅士一起处理镇上的大小事情。

    樊德斋，木场学徒和木材商人出身，读书识字甚少。辛亥革命时，通过江湖会当上了地方保卫团团总、区长，依靠经济和政治势力而成为东津镇的大绅士。

    宋德山，原本是乡镇上的一个二流子，辛亥革命时，曾当过一个相当于连长一级的队官，这样，他也成了东津镇上“说公了私”的绅士了。

    以上三位“新乡绅”的出身，一是江湖大爷，一是学徒、商人，一是二流子。很显然，他们原来都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他们爬升到社会上层，跻身于“绅士”行列的阶梯，已不再是传统的科举功名，而是强权武力。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杂途”出身的“绅士”在东津镇并未遭到传统正途士绅的排拒，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正途士绅的认同的接纳，才跻身于“绅士”行列。如王殿甲回到家乡时，乡镇上的绅士没有一个不去拜望他的。王也因此而身价倍增。

    (二)30年初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

    表1－3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动态表(930年)

    姓名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职业及经历备考

    何子贞中学毕业大专肄业曾任小学教师、县公安局长、警察队长、国民党党员劣绅

    何学才收租几十石，承包牛岗税曾任县衙刑房书吏、堪舆劣绅

    范明才收租八十石曾任县保卫团总劣绅

    潘明征收租一万石，财产总值三十万元儿子做过县财政课长、县保卫团总、县长、县党部委员全县豪绅领袖

    刘土垣中学毕业收租千石以上地主全县第二大土豪，但不活动，在县里没有权

    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收租四百石曾任县教育局长、工程师、国民党员新寻派领袖

    黄甲奎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教员、国民党员新寻派分子

    何挺拔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新寻派分子

    胡镜如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县政府科员土霸

    潘明典前清拔贡收租一百多石做过县知事、县教育局长等“寻乌五虎将”之一，很规矩

    赖鹏池前清附生收租五百多石地主不与外事

    汪子渊收租二百石做过县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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