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能确定是不是正确。

    春运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长途汽车也很难挤上，几经周折，花了四天时间我才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小村子，约有三四十户人家，住得很分散，满眼都是贫困萧条，但带着点自然和原始的气息。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向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打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许平安的人。小孩说有，外出打工没回来，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安仔要是活着，一定会回家过年的。

    小孩很热情，主动带我到安仔家门口。那是一栋很小很破旧的小屋，屋子旁边以岩石和茅草盖了个猪圈，濛濛细雨中有个苍老瘦弱的老妇人正在喂猪。

    带路的小孩用方言叫了几声，老妇人转头望向我们，表情木然，眼神呆滞，加上有些散乱的花白头发，更显得苍老憔悴。我说是安仔的同事，路过这儿来探望一下，小孩帮我翻译之后，老妇人才有了些精神，快速说了几句。

    小孩为我们当翻译，原来安仔的母亲只听说安仔跟别人打架，离开了工地，之后就没有音信了。她不会说普通话，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许成友死了，她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委托寻找安仔的直系亲戚，只能在家苦等。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不该给老人希望，因为希望越大绝望就越深，但面对老人我还是忍不住说慌了。我说安仔在别的工地找到了工作，要加班所以没有回家过年，托我带了些钱回来。我给了她早已准备好的两万块钱，这是我银行里能取出的整数，够她用一段时间了。大叠钞票当然让老人很高兴，但更让她兴奋的还是安仔的消息，而我害怕她满怀希望的眼光和没完没了的询问，匆匆告别，逃也似的走了。

    我一定要找到安仔，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当然我一千万个希望找到活着的安仔，可是他（或者他的遗体）会到哪儿去了呢？没有别的线索，那么只能再回去从源头找起。

    回程还是一样的拥挤不堪，车厢内乌烟障气，好不容易到达那个小县城。我没去医院，而是直接去之前宋信关押我的那处院子，这事必须得找金钱帮的人问个清楚。如果不是金钱帮的人偷走了尸体，有必要的话，我不惜用“金钱使者”的身份让金钱帮的人来调查这件事。

    小院子大门紧闭，我用力拍门，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来开门，是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头。他上下看了我几眼：“你是魏明吧？”

    我毫不客气：“叫你们最高负责人来见我！”

    老头皱眉：“什么最高负责人？这里只有我一个，看一个月六百块钱。前两天有个年轻人来，留下一包东西说要交给你，给我看过你的照片。”

    我猜不出谁有东西交给我，跟着老头一起往里面走，果然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别人，连像样的家具都没了。

    老头从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上面没有写字，封口已粘合。我问：“留下这个东西的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

    老头抓了抓头皮：“他没说名字啊，二十来岁吧，看着挺精神，像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我撕开封口往里面一看，最先看到了一张身份证。拿出一看，身份证上面的相片是我，但是姓名、出生年月、常住地址，身份证号码都不一样。

    这是搞什么鬼呢？我再看纸袋里面，还有毕业证、个人简历、获奖证书、入职通知、火车票等。所有证件上面的相片都是我的，其他资料都不属于我，似乎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我一目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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