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流浃背，其中有几个本籍长安的朝士更是掩面而行，羞见父老。

    也幸在行台提前准备充分，布置甲兵分巡坊曲各处，群情虽然因此激亢无比，但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骚乱。

    裴守真负责押尾后队，行出春明门后，勒马回望长安，神情不无复杂：“朝廷恩德，自此绝于西京，唐家故泽，归于雍王啊……”

    若从国家开支方面来算，天授年间内外在品职官约两万众，合年竞支禄米为一百七十万斛。以斗米五十钱论，凡在品官员一年禄米所支折钱也不足九十万缗。

    但事实上斗米五十钱已经是极为高昂的价格，像在贞观、永徽年间等连年大丰的情况下，关中米价甚至都很少超过斗米十钱。神都洛阳地处天中，漕运物流环境较之关中的长安还要优越得多，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样的动荡之时，斗米都无过五十钱，长期稳定在三十钱一下。

    但雍王并没有为难他们这些走使下僚，反而积极面对、主动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在这一过程中，长安士民对雍王殿下的拥戴热情，他们也都亲眼见证，心知就算不接受这个结果，继续纠缠下去，非但不能索求更多，反而有可能更加激化陕西道对朝廷的离心与矛盾。

    “殿下捐尽家财，言则为偿前过，但又何尝不是为我等走使员众庇护前程、免于追责波及？钱财虽是俗物，但恩义诚是感人，但使我等诸员能凭此事迹归都登阙，必仗义直言，盼朝廷能够正视陕西疾困，惠政施降！”

    但朝廷财政收入虽然体量庞大，但物料品种也是复杂无比? 很难进行直接变现? 当然也没有大规模变现的必要。

    在行台那场会议过去了大半个月后，时间很快来到了三月末，雍王典卖家财筹措的钱款，终于正式与朝廷使者们进行交割，作为去年秋赋的补偿，合计为六十七万缗有余。

    换言之，雍王入缴的这一批钱款，足支内外职官一年之禄且还绰绰有余。

    但跟国家整体财政收支相比，区区六十多万缗实在不值一提。在中唐两税法实施以前，大唐财政收入还是以租庸调为主，租收谷米，庸则力役，调则就是以各种纺织品为主。

    而且陕西道诸州财政还不仅仅只有租庸调，像是陇右的牧监税草、河曲的盐税? 以及诸州物料土贡? 包括诸羁縻州府所进方物贡赋，陕西道诸州每年能给朝廷带来起码一千万缗以上的财政收入。

    毕竟如今民间的工商体系仍然远不如朝廷? 一直到了安史之乱后、朝廷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力度直线下降? 才使得民间工商资本得以壮大起来，直至五代两宋，更诞生出颇成规模的市民阶级。

    总之? 在行台府库空竭，度支计簿赤字成堆的情况下，雍王倾尽家私、凑出这样一笔巨款，虽然跟所拖欠的总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但也足以显示出雍王的诚意。

    起码以李千里为首的这一干朝廷使者们，也实在不好再发表什么意义。行台的财政现状，他们是知晓大概，以目下行台与朝廷的关系，再加上雍王于关内所享有的崇高声誉与权势，哪怕耍赖到底、让他们颗粒无收，他们也根本无计可施。

    像后世《通典》所载，天宝年间户税所收每年得钱两百余万缗，但在租庸调作为财政主体的情况下，这一部分收入所占国家整体财政收入不过二三十分之一。换言之，天宝年间大唐国家整体财政收入? 即便是以户税二十分之一计，也达到了四千万缗之巨。

    如果以这样一个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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