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千里这么识趣，李潼也是大感满意，一边传召音声侍乐，一边与李千里闲聊一些两京人情轶事，谈话的氛围倒也融洽。至于李千里所领的使命，彼此自然也都极有默契的避而不谈。

    债如果欠的久了，就会有种老子根本没欠的错觉，李潼眼下就有这样的感觉。行台今年处境略有好转，但也只是不像去年那样窘迫而已。去年贡赋截留自用尝到了甜头之后，不要说去年的债，今年的李潼都不想给了。

    所以这一次朝廷无论派谁来，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朝廷必然也是意识到他是打算继续做老赖，所以才派了李千里这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前来讨要，在公为少府监，在私则为宗家耆老，于情于理，多多少少总得上缴一些，不能太无耻。

    避讳这种事情，分为国讳、家讳。国讳方面自不必说，比如贞观末期将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还有李潼来到大唐后，还没见到一个完整写出的“治”字。不独在世帝王要避讳，遇上武则天这种穷讲究的，垂拱年间还将华州与华山改名，避她祖父武华之讳。

    家讳方面那就复杂得多了，父母名讳、身为儿女是一定要避讳的。像李潼最开始这方面不怎么在意，与人交谈常吐“贤”字，但在府佐们旁敲侧击的提醒下，已经好几年嘴里都不能直言“贤”字。

    哪怕他如今仍然归籍他大爷李弘一支，但生父之讳还是不能免除，以至于行台佐员们无论当面言事还是文书传递，都要尽量避开几个字眼，即便不得不写，也要缺笔。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朝廷对行台就完全的放任不理，仅仅只是各种限制的手段不再像此前表现的那么外露而已。事实上，朝廷在清理雍王在神都的影响变得更加细致且严格。

    官面上的势力清洗那就不必说了，从去年到现在基本已经完成。在朝官员大凡跟雍王有关的，几乎都遭到了闲置乃至于贬谪，无论这关系是深还是浅，态度可谓是宁枉勿纵。

    比如旧年曾经担任过李潼河东王府员佐的韦安石，仅仅只在王府就事短月，当李潼前往乾陵服丧的时候，彼此间就没了官面上的隶属关系。李潼归京后，他奶奶又明确表示不希望他与关陇人士接触频繁，所以彼此之间的私谊往来都不怎么多。

    韦安石乃是京兆韦氏子弟，也是关陇年轻一代中的代表人物，即便没有与雍王的交情与互动，也不影响其仕途发展，年前刚由礼部郎中转为门下给事中。只要再历一任，便可正式踏足高级官员的行列，或为南省通贵，或外放上州刺史。

    但就是因为这一点与雍王似有还无的联系，韦安石便从这一人生快车道被踢了出来，直接外放衡州司马，一贬数千里。

    甚至就连小滑头张说，秩满后本来走关系进了今年的铨选，但就在授任前夕被揪了出来，名字被直接踢出了吏部选官的长名榜，搞得很狼狈。

    朝廷如此严厉的态度，无非在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无论与雍王或者陕西道大行台有什么公私交涉，在朝廷这里就是一个资历上的污点，以此来给行台设置征辟人才的障碍。

    这么做也的确颇有收效，自神都赶来长安的士人不少，但多数都是游历、观望，真正直向行台投进、或者干谒雍王的则不多。怕的就是有此经历后，日后或许难以再为朝廷所取。

    但朝廷的这种做法，倒也让行台队伍凝聚力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朝廷不准他们骑墙，他们也就只能跟雍王一条道走到黑了，也可能是走到白，既不容于朝廷，那索性努力促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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