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惧问事国中！”

    他奶奶所使用的这些宰相们，像李昭德、狄仁杰等，各自都有稳定的立场乃至于派系，他们与李潼之间，或能因为一时的利益诉求而暂时联合起来，但远不足以让他们的根本立场发生改变。

    所以娄师德对雍王退出朝廷、着重边事的做法发自内心的认同，以及对朝内纷争的厌恶，也是结合了自身处境而深有感触。

    大唐立国以来，军政方面所奉行的仍是府兵制与均田制，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及意义不必多言。但到了现在，两种制度各有崩溃。军事方面，从高宗就开始招募健儿，募兵比例逐年增加。

    但是在田制方面，则就乏于创建。高宗后期，无非休戈罢征、使民休养生息，但对积累下来的弊病，触及不够深刻，甚至就连关中祖业，土地兼并都日趋严重。

    到了武则天时期，加大了扩地编户的力度，并将关中人口大量迁往河洛，到了神龙年间，朝廷所掌户数增长到了615万，较之高宗永徽年间的380万户无疑是一个明显的递增。

    更不巧的是，如今神都政事堂掌权的宰相，对娄师德都不怎么感冒。李昭德恃才傲物，还是单纯的有些看不上娄师德。

    至于狄仁杰，政治上本就趋于保守，感情上天然就厌恶娄师德这种边功出身的人，担心这样的人为相，会加大朝廷在边事上的消耗，出于政见的不同，对娄师德更上升到政治手段的打压。

    那么大唐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底蕴国力去维持那种程度的开拓与庞大体量？

    答案是有的，中唐时名臣刘晏、杨炎等在财赋方面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效果显著，对大唐社稷诚有续命中兴之功。杨炎的两税法开辟了整合国力的新思路，为后世税法变革之始，这自不必多说。

    这个话题，在各自表态后便不再进行下去，李潼接着便又说道：“娄公此行归边，对于陇边情势，想必已有所见，若得斧计，直言不妨。”

    娄师德听到这话，便也正色道：“殿下治边之计，发乎前人未有，并不止于权力，囊括农商，搬运妙着，实在是发人深思。臣初得此计，尚在度其精髓，途中所积陈陋之想失于片面，反倒不敢再贸然进言。”

    娄师德边功出身，全凭武则天提拔才得以入朝，在朝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王城驿一事更是被关陇勋贵背刺严重，直接功爵俱毁、沦为白身。

    冠冕唐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