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突厥的活动虽然也很猖獗，在漠南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但并不意味着眼下就没有修筑三受降城的基础。事实上，眼下的基础较之历史上张仁愿时期还要更加优越。

    骨笃禄虽然是突厥的复国首领，但突厥真正强大起来还是在默啜时期。特别是营州之乱爆发后，武周在北方的力量空虚暴露无遗，这是突厥难得的壮大时期。默啜也在这一时期获得朝廷正式承认，边境诸羁縻州几乎尽数倒向突厥，突厥在漠南的行动轨迹更是猖獗一时。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张仁愿在中宗景龙年间，主持修筑三受降城，这才让朝廷终于拥有了有效压制突厥的手段。三受降城的建立，也是中宗一朝为数不多的边事亮点。

    代北道大军入充宿卫，他并不反对，他也明白这支军队虽然出去溜达几个月没打仗，但也的确士气低迷、思乡情切，再直接安排前往边疆各州防守突厥，的确是有些苛刻了，不恤士力，会让军心更加难振。

    群臣议论中，李昭德与狄仁杰的意见倒是颇具代表性，可以说是代表着鹰派与鸽派。

    李昭德主张在各州、特别是关中招募勇壮，北上朔方，一旦突厥来扰，便给予迎头痛击。而狄仁杰则主张传告边境各州坚壁清野、以防御为主，同时派遣使者前往突厥，与默啜进行沟通，必要时甚至可以赐予一定的名号，以确保朝廷能够尽快度过这一段政局的动荡时期。

    所以眼下突厥的战略主动权，就是流寇作案的时机与地点的选择，所依仗的主要是大唐在漠南边境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攻防体系。

    毕竟武则天女主当国，也不敢将权力过多下放给边将们，而且还频繁更换、多有乱命。单从这一点而言，在突厥的复国与壮大过程中，武则天对骨笃禄兄弟俩，简直比亲儿子还要亲。

    “突厥之患，只是流寇之疾，但若长久视而不见、失于应对，则必成糜烂之灾。臣请遣边务良才，缘河巡察，兴筑雄城，以城为点，烽候为信，直插漠南腹地，阻敌机动之能，长此以往，贼势必虚！”

    李潼虽然知道三受降城这样一个制敌良计，但具体的战术考量、选址所在，就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了。

    但只要提出这个思路，具体的战术实施大可以交给相关人员，别的不说，张仁愿眼下还在安西都护府，本着病向浅中医的原则，眼下便可以直接派往朔方进行实地考察。

    不过李旦在听到这个计策后，忍不住皱眉道：“古来制贼，俱缘河而守，如今贸然筑城于漠南之境，士力废巨、钱粮大耗且不论，若一旦为贼所据，恐怕将要危害更大！”

    李旦所提出的疑问，倒也并非没有道理。三受降城在战术上的一大创新，就是筑城于漠南草原腹地，虽然在唐以前，也有类似受降城的建筑，但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受降城，是接受漠北胡虏投降的场所，本身并没有太强的战略意义。

    三受降城之所以能够发挥出那么高的战略价值，除了战术本身的革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必须搭配以大唐本就强劲的军队战斗力。

    大唐本就胡风颇重，在骑兵战斗领域更是不落下风，最起码，无论是突厥还是其他的胡族，在与大唐为敌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形成过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兵种压制。

    所以三受降城本质上之直接把大唐军队的前进战线推进到漠南腹地，否则只凭三座城池与一众烽堡，也很难形成那样难以突破的战略压制。

    至于在漠南腹地筑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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