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这样一件牵连广泛的事情，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班底。任何内政方面的改革，无论方案多么成熟，一定会触碰到一些人的利益。

    对于李潼来说，在眼下这样一个时机推行这一系列的改革，是在保证争权夺利的同时还能不废正常的内政朝事。

    一旦这样的改革潮流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员们，便不再只局限于时局之内的势位争夺，而是扎根于利国利民的国计内政之中，安全性无疑更有保证。

    比如郑杲的提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

    而且李潼在这当中参与度极高，除了最开始几桩高层的人事调整是通过政治交换完成，后续无论是郑杲的进言，还是唐修忠的献书，其实都是作为代王喉舌而发声。

    李潼也并不忌讳掩饰他干政的痕迹，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当务之急，而且从他结束服丧、回到神都开始，便已经跟他奶奶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

    可是如果江南漕米在财政中被独立强调，进行度支运算，那么意义就截然不同了。既想要江南人的米粮，还不把时局中的江南人当盘财，难道整个江南就全是冤大头？

    所以在与杨再思达成共识后，李潼并没有特别强调要保住姚璹，而是把推荐郑杲担任洛州长史作为一个条件。

    如果所组建起来的事务班底彼此之间还互相掣肘，不能通力合作，那么无论朝廷当下恶劣的财政，还是紧张敏感的气氛，都不足以支撑不成熟的尝试，只会加大朝廷的内耗。

    而且说实话，李潼此前种种陈策，其实也都难免纸上谈兵之嫌，武则天就算对此有认同与看好，真正将要落实的时候，也难免有些犹豫不定。

    这一系列的变故，集中在了四月中旬的几天，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奠定了一个改革漕运的基础。

    冠冕唐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