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漕运，就不得不提隋炀帝这个败家子。大运河的开凿，使得南北之间的物资交流，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唐代承此余泽，特别在中唐之后，来自江南的漕米更是成为大唐续命的口粮。但是有唐一代，对于漕运其实都缺乏一个系统且有效的管理。

    中唐刘晏虽然改革漕运，但侧重点还在于财政方面，没有继续挖掘、基于运河漕运体系而进行的统治模式升级。

    首先损失最大便是初登陇之际，本身就不服气候使得状态大减，虽然有马兴、李光这些老卒跟随护引，但他们的经验其实也都不乏陈旧。

    特别垂拱年间四镇告失之后，吐蕃向陇边渗透的力度要更大。那些羁縻之下的蕃胡们，本身也并不可信，许多原本安全的道路与地域也都变得危机重重。

    所以在登陇最初那一个月时间里，敢战士们各种伤损病痛便有近百人丧失了战斗力。虽然其中一部分在兰州休养一番后有所恢复，重新回到了队伍里，但还是有几十人永远埋骨彼乡。

    原因也很简单，手里权柄不够。

    这种事很难私密进行，单单朝内与漕运相关的便有工部下属的水部、户部下属的仓部、司农寺、太府寺、都水监等诸多部门，而在地方上，还有各州县官衙的就近管理。想要不借助官方力量而介入，基本是不可能的。

    李潼此前向他奶奶提议本钱缴公，以各地常平仓作为基础，本身就埋下了统筹漕运的一个由头。当然这么大一个摊子，凭眼下的他是很难操作得过来，也没想过要借此掌握主持权。但哪怕只是擦边球的沾上一点，就足够他消化良久了。

    目下朝廷漕运模式主要是由在京各司向地方下达调令，然后由各地抽调力役输送都城。但这当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各地自有宽乡、窄乡之别，户籍分布并不平均，朝廷物调的频率与数量也并不能完全的因地制宜。

    而且如今朝廷财政状况实在不好，交钱代役的课钱在岁收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各地无役可用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官方的组织与力量逐渐加入到漕运体系中来便已经成为趋势。

    除了上述几点，官方所组织的漕运虚耗巨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隋唐两朝皇帝有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逐食东都。

    而在高宗朝，就食东都后，从长安到洛阳这一段漕运所省下的脚直运费，便足够支付京官月给俸料。

    毕竟官府召集力役，再分派差事，再前往用役地，这路途之间的虚耗包括时间，在农时如火的农耕社会，时间同样也是钱粮。这还没有算其他各式各类的行政冗令。

    运河漕运的刚需就摆在那里，几乎一年四季都需要有足够的人力差使。所以，李潼觉得他组织一个相对专业的漕帮，也是利国利民的大计。

    故衣社在两京之间已经颇成规模，人力并不缺少，而且许多人都无田可耕。将这些人纳入到漕运体系中，就算做不到物流天下，搞搞两京之间的漕运包工，既能维持一份生机，也能培养出一定的组织性。

    至于说这么多壮劳力聚集在一起，会不会引起官方警惕？

    首先，谁也不会傻到成千上万的壮劳力全都堆在大河两岸供人检阅，一定程度的分散那是必须的。只要小队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官府才懒得过问。

    别的不说，河东那些盐池，哪一处不是成百上千的劳工在昼夜劳碌，你去查聚众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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